台北盆地是台灣考古學研究的起點，從十九世紀末科學考古學在台灣建立以來，台北盆地就是台灣考古研究的重心地帶（陳奇祿、宋文薰譯 1950），1902年之前就已經在台北盆地內記錄了圓山、芝山岩、植物園等八處重要的考古遺址，也在盆地周邊基隆河與新店溪上游記錄獅球嶺、小粗坑、灣潭等七處遺址，這些遺址除了河溝頭、龍匣口（植物園）位於盆地內平原地帶之外，其餘遺址大都位於盆地周邊突出的小山或緩坡。1930 年前後，東京帝國大學曾經整理日本石器時代遺物發見地名表，在台北州境內記錄了十六個遺址，其中在文山郡發現深坑庄‧景尾遺址，並敘明是由伊能嘉矩發現（東京帝國大學 1928：536），隨後鹿野忠雄曾經整理撰述〈台灣石器時代遺物發見地名表〉（1929），同樣指出在台北州境內的遺址，卻迅速增加為41 處，有關台北盆地內與淡水河流域的考古遺址就有36 處，加上大嵙崁溪上游位於新竹州的遺址也有21 處，總共62 處，佔有當時全台發現遺址的四分之一強，而且其中不乏今日仍屬重要的考古遺址，顯示台北盆地與淡水河流域在考古學研究中所具有的傳統和地位。

1926-28 年間成立台北帝國大學土俗人種學教室，使得台灣考古學研究擺脫殖民地知識體系建構，從而走入以學術為中心的起始之路，不但在民族學的調查具有重要的學術成就，在考古學也開始從事有計畫的調查與發掘工作，並針對出土遺物進行比較研究，加上帝國大學和台灣總督府博物館的合作關係，使得考古學的研究和展示，具有密切關連，從而影響台灣歷史的詮釋角度（劉益昌 2004）。

與帝國大學幾乎同步的鹿野忠雄，以學生和獨立研究者的身份，展開大規模的調查，同時進行部分發掘工作，幾乎建立了另外一套從田野調查研究的學術傳統，這些傳統配合以基隆鄉土館為中心的另外一派民間學者，構成了日治末期的考古學研究氛圍（平山勳 1935：63）。在這種學術環境之下，出身哈佛大學人類學系的移川子之藏博士，雖然以民族學研究做為專長，但同時也從事部分考古學研究，1934 年他在《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一輯，發表了〈「パ .」を繞る太平洋文化交涉問題と臺灣發見の類似石器〉，以十五份遺址出土的パツ型石器，開始了泛文化比較研究的端緒，考慮泛太平洋文化圈的交流議題，這是台灣考古學研究史日治時期第二期研究最重要的論文（陳奇祿、宋文薰譯 1950：13），值得指出的一點就是，這篇論文是從十五份遺址出土的石器開始。

二、從遺物出土的思考

考古學是一門以實地研究和實地發掘地上、地下材料的學科，研究的範圍在於人類和他所創造的文化，學科的重要目的反應在社會科學和廣義歷史學的屬性，不過考古學研究最重要的特性在於資料的出處與擷取的方法，和其他的學科有著明顯的不同。換句話說，考古學者研究最重要的對象就是過去人類生活所留下的舊址，也就是考古遺址，這些考古遺址，通常埋藏於地下或水中，因此考古學家透過調查、採集以及發掘，取得研究的材料，進一步透過材料的整理分析研究，才能得到過去人類生活的資訊。

十五份遺址在日治時代出土的標本，最初是在1928 年4 月台北帝國大學開設之時，為了學校整地所需，在台北州文山郡的十五份所在的小山丘採土工事當中發現，移川子之藏教授曾經現場調查，得見在小山前緣地下約15-20 公分，出土有許多打製與半磨製的石斧（移川子之藏 1934：439-440）。1929 年9 月發現者中村孝三先生和白倉先生捐贈五件石器標本給大學，隨後也入藏移川教授和宮本助手採集的一件石器，1934 年6 月再度入藏同一地點出土的二件石器，1956年3 月宋文薰教授補登記一件原有巴圖型石器標本，這些記錄是今天台灣大學所藏十五份遺址巴圖型石器的由來。

表一：日治時期十五份遺址出土標本

二年前政大民族學系的王雅萍老師，給筆者捎來一封電子信，說明在文山地區出土的考古標本，於是透過王老師了解這批標本的由來，並得以在景美鄭景隆先生家裡親自觀察這批標本，得知這些標本的出土位置與可能由來，因此思考這些標本，是否就是十五份遺址出土，因為出土的可能位置就在十五份附近小山丘的邊緣，和移川先生記錄的位置與地形均相近，這是一件令人得以進行學術聯想的重大消息，因為日治時期記錄的十五份遺址，經過戰後以來的都市發展演變和學術研究走向，遺址所在位置已經不為人知，從1980 年以來的遺址調查或普查，基本上都將十五份遺址列在失蹤遺址的範疇，就算近年內才完成的資料，也都如此（劉益昌、郭素秋 2000：64-65，劉益昌等 2004：6399-3）。1980 年前後筆者曾經住在景美十五份數年，也曾經前往鄰近的小丘進行調查，但並未發現遺址或遺物，因此得見上述出土標本，著實令筆者興奮，因此曾經針對這些標本進行觀察及描繪。

從筆者的觀察而言，這些標本主要包括台灣考古界俗稱的巴圖型石器和兩縊型網墜，巴圖型石器移川子之藏稱為Patu 型石斧，鹿野忠雄認為所謂的Patu 型石斧包括本質上相互不一致的各種石器，容易發生混亂，因此加以區別，而將北部地區的稱為匙形石斧以及有稜匙型石斧（鹿野忠雄 1952：98），宋文薰先生則將之歸於大型扁平斧形器及鋤形器中的匙形大鋤（宋文薰 1954：30）。如果從較為嚴謹的定義而言，鹿野忠雄的分類是具有重要意義的，他將台灣各地不同的磨製石斧根據型態學予以區分，而且指出不同的功用或來源，宋文薰先生基本上依照鹿野先生的分類，加上李濟先生有關殷墟有刃石器的分類體系，而稱為匙形大鋤，是較為允妥的名稱。

就整體台灣北部地區的史前文化而言，這批標本單純從器物的觀察思考其歸屬，可能屬於圓山文化或植物園文化，不過假若匙形大鋤和兩縊型網墜一起出土的話，那麼屬於植物園文化或與植物園文化同時的可能性就更高了。類似的扁平且溝槽較為居中的兩縊型網墜，也曾發現在新店溪流域、北勢溪上游一帶，當然也曾發現在大漢溪中游以上的台地、丘陵，因此無法排除是圓山文化土地公山類型的可能性。從上述簡要說明，可知其年代最有可能在2500-1800 年之間，遺址所在位置也和此一時期植物園文化以及土地公山類型相仿，就整體遺址所在區位而言，文化內涵當更接近圓山文化土地公山類型，可惜未能發現具有文化判別意義的代表性陶器。

三、學術研究的議題

匙形大鋤這一類的石器從製造的過程而言，是需要耗費相當的勞力才得以製成的，從打剝製造粗胚到琢製成為半成品，再進一步磨製後拋光，才能成為初步完成的石器，如以台北地區的匙形大鋤而言，最後還需要透過琢製將部分拋光部位做成粗糙的柄部以利抓握或裝柄，這樣一個複雜的工序，在台灣地區沒有其他的工具或器具的製程可以相比，只有部分較為繁複的裝飾玉器可以和匙形大鋤相比，這麼耗費人力製作的器物，顯然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器物，但是從器物上所遺留的使用痕跡而言，卻又是頻繁使用的器物，所以從匙形大鋤而言，在台灣考古學和史前史研究的意義就極為重要。

日治時期鹿野忠雄認為匙形石器也就是移川子之藏所謂的Patu 型石器，可能是掘棒前端的石質部分，而做為農具使用（鹿野忠雄 1946：249），也曾經提出台灣南部地區的巴圖型石器，也就是大型石斧，極可能做為犁耕的用具（鹿野忠雄 1946：273-277），也曾提出頂端帶有突起或僧帽型的冠頭石斧，可能是做為農耕儀式的用具（鹿野忠雄 1946：269-272），加上匙形大鋤使用痕跡觀察所得的狀態，顯示這是做為在軟性土壤中長期使用的工具，那麼究竟這樣的工具有什麼樣的意涵？個人認為從整體相近的匙型大鋤、冠頭石斧或者大型石斧，都屬於大型的器具，出土類似標本的遺址，也大多位於平原或平原邊緣，可以說明這是深耕的農業用具嗎？加上出土的狀態在中南部地區往往三隻、五隻或七隻並排，直立於文化層中，顯示極可能為農耕儀禮的用具，此種使用型態牽涉到日常使用與農耕儀禮，就值到進一步詳細研究。

其次，這些遺址所在的地理區位，加上器物上使用痕跡，說明可能是深耕的用具，那麼出土地點的土壤分析和文化層中的農業現象，是否告訴我們農業型態，甚至耕作的作物為何，值得進一步研究；再者，台北西海岸北、中、南都出現相近的大型磨製石器，其中有同、有異，就匙型大鋤或有稜匙型石斧而言，目前所知主要以台北盆地為出土區域，其原因為何，或者各區域的大型石器，是區域區分還是功能區分，也值得進一步深究。

四、如何思考這些標本

不是正常考古學調查、採集以及發掘出土的標本，研究方向著重於標本本身，而不在其他的相關訊息。因此如何思考十五份遺址出土的這一批標本，就具有特殊的意義，因為日治時期十五份遺址出土標本在於採土，幸好移川、宮本二位學者，曾經前往現地觀察遺物出土狀態，得見出土的地層以及相關標本，雖無詳細的記錄，但總是有記錄的出土標本。目前可能是十五份遺址出土的這批標本，因為出土狀態不明，雖經文化資產主管單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邀請學者會勘，但未能確認標本採集者指涉的地點即為出土遺物的遺址。因此對於這批標本的研究，顯示出更重要的訊息當在於確認出土地點，因為沒有確認出土地點，就無法確知這批標本是原堆積或是二次堆積，甚至是早期採集者所置放的文化遺物。

從筆者所見的遺物而言，匙形大鋤的使用狀況相當明顯，當屬於經常使用的工具，因此從使用痕跡分析，進一步理解此一工具群的可能功能，甚至分析刃部所具有的微量元素，可能是這些匙形大鋤標本最重要的研究意義。至於網墜屬於較輕量的兩縊型網墜，就整體台灣網墜使用的發展狀況而言，也屬於年代較晚的網墜，曾經有學者認為這是溪流型態所使用的網墜，筆者未經詳細研究不敢肯定，但從這類網墜的分布而言，的確在溪流的上游也曾經出現，例如海拔1750公尺的七家灣遺址，就發現細長的兩縊型網墜，甚至在離溪流甚遠的集集大山遺址，也發現與十五份遺址相同類型的網墜，埔里盆地群從新石器時代中期以來的遺址，就發現大量的兩縊型網墜，顯示出山區溪流或湖泊的確和此類的網墜具有密切的關連，但除了生態區位的關連之外，是否也是時間的因素，就應該進一步考量，這也是從十五份這批標本可以思考的課題。

五、結語：民間的力量

筆者曾經指出台灣的歷史往往受制於文字紀錄的歷史，在國民教育的歷史課本，或者是高中、大學的教學，佔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時間的史前時代人類活動史，往往只有些許篇幅，甚至老師們不知從何教起，加上漢人沙文主義的思維，使得課本上的歷史觀，基本上是文字紀錄才叫做歷史，所以筆者曾經指出「假若方志或地方史可以作為一個參考指標的話，那麼檢討台灣現有的地方志或區域史、鄉土史，就可以得到一個概括性的整體意象，筆者1999 年曾經在一篇檢討五十年來台灣方志的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將台灣當時已有的各類型志書與區域史、地方史，全面爬梳有關史前史與考古遺址的部分，發現台灣地區的方志、區域史、地方史能夠正視文字歷史以前人類活動史的並不多（劉益昌 1999：136）。時至今日，台灣歷史學界對於整體歷史與地方史撰述的架構，仍無法公平看待佔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時間的史前史。」（劉益昌 2006：72）相對於台灣史前史長期被忽略，日本考古學與國史建構則有密切的關係。大約自19 世紀後半，明治初期，從歐美引進科學實證性的方法進行研究考古學以來，日本考古學的發展和論述，長期與民族、文化的起源、演變以及日本歷史之建構，有著緊密的關連。雖然在戰後日本解脫了神話歷史觀的枷鎖，考古史料的歷史敘述有著不同的意涵，而且在近年因為「舊石器時代偽造事件」而引起喧然大波，然而不變的是，直到今日日本考古學在古代史與文化建構、國民歷史教育以及國民意識文化認同層次，依然扮演重要的角色。

其實日本不只學術界關注考古學研究所記錄的歷史，民間研究者也長期進行類似的研究，因此形成從考古學進入地方歷史研究的傳統，此種思維在於人和土地關係體系的建構，不僅是傳統中國所思考的文字而已，也把非文字建立的歷史，尤其是透過考古遺址研究建立的歷史，當成是區域歷史重要的開始，反觀國內的地方文史工作者，幾乎不知道考古遺址是什麼，只能從狹窄的文字記錄或者口訪，想要建構區域歷史。所幸此次文山社大從十五份遺址出發，重新思考區域歷史的意涵，希望這是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

其次，就這次的行動而言，十五份遺址代表著台北市境內經過記錄的42個遺址中，失去位置的6個遺址可能一步一步找回遺址的所在，這樣追索遺址的位置，就在於確認遺址是文化資產類別當中重要的一類，換句話說，日治時期以來民間研究者的傳統，可能從這個遺址的學術討論，而在台北地區重新開始。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主編尾崎秀真，曾經是日治時期收集台灣標本，尤其是圓山遺址標本的重要代表性人物，他和民間研究者石坂莊作等人，合力形成的基隆鄉土派，雖然被當時學者批評，但從今天的角度而言，仍具有特殊的文化資產意涵，當年記錄的基隆地區遺址，或者採集的重要標本，經常被學者使用，今日台灣大學人類學系標本庫房，仍存有大量尾崎秀真採集的考古標本，但戰後六十多年以來少有人知，這未嘗不是一個遺憾。希望十五份遺址的民間力量，重新使我們思考考古遺址的研究，必須從學術和民間的結合開始，進一步從教育深入國民的知識體系，才能建構完整的區域歷史，也才能夠建立完整的台灣人類活動史。

參考書目

平山勳編著
1935 〈臺灣考古學界の現狀--北部臺灣に闢して〉《臺灣社會經濟史全集》9：59-69 ，臺北：臺灣經濟史學會。
宋文薰
1954 〈本系舊藏圓山石器(一)〉《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4：28-38.
東京帝國大學
1928 〈臺灣〉《日本石器時代地名表》：536-544，岡院書刊第五版，東京：東京帝國大學。
陳奇祿、宋文薰譯，金關丈夫、國分直一原著
1950 〈臺灣考古學研究簡史〉《臺灣文化》6(1)：9-16.
移川子之藏
1934 〈「パツ」を繞る太平洋文化交涉問題と臺灣發見の類似石器〉《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史學科研究年報》第一輯：431-449，臺北：臺北帝國大學。
鹿野忠雄
1929 〈臺灣石器時代遺物發見地名表（一）〉《史前學雜誌》1(5)：401-404.
1946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第Ⅰ卷》東京：矢島書房。
1952 《東南亞細亞民族學先史學研究 第Ⅱ卷》東京：矢島書房。
劉益昌
1999 〈人與土地的歷史—正視方志史前部分〉《「五十年來台灣方志成果評估與未來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台北。1998.10.22-24。
2004 〈考古遺址與出土遺物的詮釋-以台灣為例〉「第八屆中華文明二十一世紀新意義研討會—文物收藏、文化遺產與歷史解釋」，台北，故宮博物院：故宮博物院主辦，2004.4.3-5。
2006 〈台灣考古學與原住民研究〉《國立台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66：70-93。
劉益昌、郭素秋
2000 《台北市考古遺址調查與研究》台北市政府民政局。
劉益昌、郭素秋、盧瑞櫻、戴瑞春、陳得仁（劉益昌等 2004）
2004 《台閩地區考古遺址普查研究計畫（七）》，台北縣、台北市、基隆市，內政部委託（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4.12）

社大十年重談社區大學的定位 (未完稿)

2008/1/18

一

社大十年。 
從1998年第一所社區大學在文山成立以來，社大運動走了十年，一路真是跌跌撞撞。
在資源與空間極其有限、社會支持度相對薄弱、穩定度欠缺，而主流價值對社大的認知與社大本身的自我定位之間，又有巨大落差的情況下，社大能從這夾縫裡抽芽、成長，真是台灣社會的奇蹟。 
這奇蹟是靠無數對社會改造抱著無限熱情的朋友們，在各個角落堅守崗位，為理想注入心力，共同開創出來的。尤其第一線的朋友們更是辛勤工作，耗盡心力，日夜在剝削自己。我只是早期倡議社大運動的一員，沒有資格出面來感謝這些朋友們的默默付出，但台灣社會應該深深感謝他們多年來辛苦的耕耘。 
十年社大。今天應該討論的主題是社大的存活、深化與種種現實的問題。可是我從2001年春天就從第一線退下來，對實務已相當陌生。幸好顧忠華教授及其他同仁，在接下來幾個場次都會與大家深入討論這些重要而實際的議題。顧教授的引言文〈社大的發展策略〉中提出許多很好的策略，像設立「台灣社區聯合大學系統」、「成人教育進修學院」或「與空大合作」等等，希望大家能認真考慮，形成共識。周聖心談〈學分學位的認證與接軌〉，也很實際可行。
另外，我剛剛特別提到社大的存活，是因為有些縣市政府用「最低標」的競標方式，決定縣市內社大的承辦或續辦。這是反淘汰的作法，優質的社大可能因此被劣質的社團或財團法人取代。這是嚴重而且急迫的問題，我們也應該藉由今天「社大十年」的研討會，向社會發聲，要求這些縣市政府改弦更張，用「評鑑」或「最有利標」的方式，來委辦社大。 
讓我把社大往後的實務問題，留給以後的場次討論。現在這個場次，我將集中重談談社大的定位。 
1998年文山與青草湖兩所社大相繼成立。同時，台北縣五所社大在當時的縣長蘇貞昌先生的支持下，也開始籌備。我在台北縣設置社大的評議委員會上說：
「社區大學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 
當場有些回應，但對「新生事物」這個概念，只停留於各自表述。 
為什麼說是「新生事物」？新生事物指的是：「從沒有出現過的東西」。任何東西從無到有，當然都是新生事物。一家麵店在某個街角開張，本來這個街角沒有這家麵店，現在這家麵店開張了，它便是新生事物。我的意思當然不是這樣。我談的是內容。如果這家店賣的，是從來沒有人賣過的東西，而且這家店營業的立足精神都與過去的店大相逕庭，那麼才說它是新生事物。 
社區大學賣的兩樣東西：「知識解放」與「公民社會」，都是台灣社會從來沒有有開展過的東西；而社區大學本身，便是公民社會的一個樣態，這個樣態既跳脫集體意識，也不自囿於唯心主義，所以它對於台灣社會，也是陌生的。台灣社會到處都可以看到集體主義的影子，也到處都可以聞到唯心主義的氣味。超越集體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成人學校，對台灣社會，自然也是「新生事物」。 
因為這個緣故，我說社區大學是新生事物。

二

社大成立之初，大家有個共識，認為社大的定位在於「尋求知識解放」與「催生公民社會」。十年過去，我們要重新檢視這兩個主要目標在社大發展中的位置。 
關於「知識解放」，我在1999年寫過的一篇〈經驗知識與套裝知識〉，已大略勾畫出它的意義。並提出以（1）問題中心；（2）經驗穿透；（3）切入根本問題的入手方法，來發展經驗知識。十年過去，知識解放不易開展的原因，主要是外部條件不夠，例如沒有學位的誘因、修課學員的人數不足，導致許多學術課程無法存續。（而且當修課學員的動機，沒有強烈到願意為所修的課程，投入足夠多的心力，很多功課沒辦法要求學員花時間完成，這在一些自然科學的課堂上，學習效果會大打折扣。）沒有長期的實踐，便無法持續發展。
在一些成功開授的學術課程中，許多講師都不斷在嘗試不同的方法，得到很好的成就。但有些核心的工作人員不斷反應，要找到能掌握社大精神的師資不易，而且以目前這種方式開授學術課程，要進一步連結到個人世界觀的重建，更是困難。當然，十年來也零星出現過一些成功的個案。 
十年來，社大有許多朋友都為知識解放如何落實而殫思竭慮，提出種種想法，有些甚至進一步著手發展社大的特有課程，例如社大核心課程的設立、成人教育知識論的研究、三類課程的整併、「與世界連結」系列課程的發展與藝能師資工作坊的推展。這些現象，讓人看到社大內部充沛的生命力，尤其是它不斷反省、不斷修正、不斷創新的活力。 
對於這些努力，我有幾點補充，也許有助於知識解放的實踐：

1. 一般人想到知識解放，便立即想到要把學院的專業知識經驗化，轉譯成淺顯易懂的白話。這當然不容易，要做好它，必須先找到精通本身專業又有能力轉譯的人，投入心力來教課及編寫教材。如果能找到並集合這些人才來做最好，核心課程也許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上，結合網路的資源，像OpenUniversity的教材、MIT的開放課程等等，慢慢規劃出來。

但這些需要許多條件與時日。事實上，我也零星的看到有一些兼具專業與轉譯能力的講師，正在開授這樣的課程。 
對我來說，在現有的限制之下，如果願意退求其次，改從課程規劃者的立場，轉向學習者，針對學習者的主體性，重新看待這個問題，事情也許還有點樂觀。

1. 我思考「教育」的問題，通常會不斷回去檢視自己的成長歷程，回去探究周遭親人、朋友們的學習經驗。我相信大部分人最有效而紮實的學習，都不是靠聽教師講課而來，而是先靠「點」的啟發。這裡所說的「點」，是讓你忽然觸電似的概念、衝突、故事、畫、音樂或某種特殊的感悟。例如「基因變異」、「時空的相對性」、「開發主義」、「階級革命」、「邊緣化」….「拿破崙進入莫斯科空城」的故事…。然後藉一本書、一些資料，你開始把一些相關的「點」連成「線」，變成較有系統的知識，進一步你透過觀察、思考、閱讀、討論、體驗再觸類旁通，把「線」拓開成「面」。這樣學來的知識，才會黏附於你的生命，變成你自己的一部份，變成別人拿不走的東西，也才會促發人的知性成熟。
2. 這便是我所說的「知識經驗化」。學習者是個主體，是他自己把知識經驗化，這些知識才會變成他主體經驗的一部份。別人（包括教師）是無法代替他，把知識經驗化。如果你同意我所說的這種「點—線—面」的學習觀點，那麼社大要做的「知識解放」將變得容易而有效。課堂上所能做而且該做的，便是「點」的啟發，然後提供共同閱聽與思辨討論的場域，催化人自己去連成線，至於最後能不能延伸到面，就看個人的造化了。
3. 這裡我漏掉一個重要的東西：「抽象能力」。人可以靠閱聽與討論，幫忙他從點走向線與面，但最後最紮實的方法，還是要依靠自己的抽象能力去做系統化的連「線」，進一步去整合經驗、觸類旁通，拓展成「面」。抽象能力是太早失學的成人比較欠缺的能力，因此社大學術課程若容許三成的套裝知識課程，催化人的抽象能力，不見得不好。
4. 無論如何，從「點」連成「線」與「面」的能力，難免要看個人的造化，但透過資料與故事，共讀與討論，每一個人還是會學到很多東西。用這樣的學習觀點，重新看待社大知識解放的工作，就不會那麼沈重而遙不可及。每次談到通識教育，談到知性教育或獨立思考，大家就會露出苦瓜臉，因為有學問又通達人世的師資難求，而且精心規劃的好課程也非常難得。但是從學習者的主體性來說，「大師澤被」或「精心調教」，未必是福氣。
5. 自然科學的課程，就自然觀察、生態保育、永續發展這些方面的師資，比較齊備，而且已現存於台灣各地。至於物理、化學、生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只集中在少數大學附近，況且他們也不一定擅於轉譯成經驗知識。可以考慮共讀一些科普書籍（輔以網路資源如MIT的開放課程），等社大有了學位之後，再進一步發展。
6. 在人文與社會方面，除了現有一些已經帶得不錯的課程之外，不妨考慮共讀重要的小說、報導文學與歷史事實的書。諸如讀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妮娜》以及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評傳》，便有許多「點」的啟發，也有無數可供連成「線」與「面」的討論資料。
7. 研究成人教育的知識論，當然不錯，只是我擔心沒有那麼多的內容可以探究，除非引入腦神經認知科學，從事尖端研究，可是這類研究又非社大可以提供。建立成人教育的知識論，先要問幾個根本問題。為了答覆這些根本問題，去進行研究、建立理論，研究才會有生命力。不為結構化而結構化，這是我長年的看法。課程結構化的想法亦然。有些時候，我覺得某些教育理論，不太需要耗費心力去做。社大年輕有創造力的師資，行有餘力應該直接切入台灣社會與文化的研究。讓我引述1999年我在〈幾個問題，一個夢〉文章中所寫過的一段話：

如果社區大學中有年輕又具才華的師資，能把社區大學當作發展另類學術與文化的搖籃，珍視大家交會與激盪的時刻，深入耕耘，深入研究，也許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會有某一個社區大學，變成一流的大學，就像紐約前身為社區學院的NewSchool，如今已成為社會科學的國際重鎮。最近我讀吳潛誠寫的《航向愛爾蘭》一書，書中談到愛爾蘭文學在喬哀思與葉慈等人的手中，如何從蓋爾特（Celtic）古老文化中汲取養分，建立新傳統與新文化。社區大學若人文薈萃，有朝一日或許會從平地建立起台灣的主體文化。勾繪這些願景，就當它是作夢吧，談這些無非是想讓年輕人用另一種心情，認真的來經營社區大學，也經營自己。 
（9）社大是有條件把研究的主力，與一般大學技術性的研究做區隔，放在大格局的、有生命力的學問上。這是更上一層的知識解放。

三、

什麼是「公民社會」？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公民經由討論、學習及參與，可以影響甚至主導社會的公共政策，可以塑造自己周遭的公共環境，累積起來會展現社會多元活潑的新文化，並形成國家的新面貌。 
例如：社區或一村一里的公共建設，像道路的闢建與拓寬，或地方的設廠、土地開發、河川加蓋等，有無機會開放居民參與討論、共同規劃，才作成決策？再例如居民覺察河川污染、林木砍伐、公用土地被侵占，或周遭的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社會有無機制迅速回應，並加以處理？又例如公共資源的分配、知識與技能的學習，有多少管道開放居民集思廣益？ 
社區大學標舉的「公民社會」，並不是什麼艱深的學理概念，而是社會具體的生活情境。近幾年政府及政黨大量在變賣公有土地，轉手讓渡給私人或財團，人民全無置喙的餘地，這便反映了台灣雖然已經擁有高度的言論自由，廁身民主國家之列，但這樣的民主只是選舉民主，距離公民社會的理想還非常遙遠。舉個例子，以台北首善之地，捷運逐一完成，市容也逐漸改善，公共空間是形成市民新文化最重要的場所，像新店捷運站是新店-淡水線的終點，又在碧潭河畔，為風景勝地。原本捷運站前有一大片廣場，若能提供市民發展文化活動，像即興表演、音樂、舞蹈、戲劇，或弄跳蚤市場、有機農產品市集，將蔚為一大景觀，可惜捷運局在未告知市民之前，便把廣場變賣給建商蓋大樓。此事只有少數居民起而抗議，但木已成舟，徒呼奈何；多數市民也默默承受，不聞不問。
再舉些例子，都市街道的規劃純為便利汽車。行人與單車在都市裡幾乎無路可走，多數市民出門走路，都備受汽機車的排擠與威脅，可是幾十年來大家都默默承受，發不出聲音。 
最近容積率的限制被大幅放寬，一時雖有利於地主及房地產業者，但長遠看來勢必嚴重衝擊城鄉居住品質，而且江河日下，以後再難回轉。人民大眾手中雖然握有選票，但也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 
人民對自己工作與家庭以外的事，對自己生活周遭的公共環境，對文化教育社會福利的政策，在制度上沒有發言權，任由自己的利益受損或公共環境惡化，卻只能默默承受或冷漠以對。這便說明了台灣社會的選舉民主，距離公民社會還有很遠的路要走。

四、 
催生公民社會，有兩個層次的任務：

1. 促發公共意識的覺醒
2. 在實踐面上發展公共力量

本來社區大學屬於社會學習系統，任務應以第一層次促發公共意識為主，但十年來許多社大透過實作，直接參與公共事務，也進入第二層次在實踐面上發展公共力量。由南而北、由東而西，都可以看到台灣社會這股新生事物的力量，從台東南島社大致力部落文化、宜蘭社大深化社區營造、建立地方學、旗山美濃社大發展城鄉交流、高高屏社大深研地方文史、台南社大從事河川巡狩、二仁溪整治、拯救樹蛙、北門社大進行海岸監測、…，這些成就在在引人側目。 
從公共參與的實踐，促發公共意識，這是最有效的做法。各社大能為公民社會的理想，先「起而行」後「坐而言」，是台灣各級教育沒有的現象。 
另一方面，社區大學生活藝能的課程，將會為未來公民社會的新文化鋪路。藝術課程透過繪畫、舞蹈、戲劇等，深入個人的內心世界，釋放情感，並使人對內對外的感覺更加敏銳而細緻；技能課程則實用而有趣，引人投入，像木工、水電、裁縫、餐飲，讓人從動手做，享受創造結合生活的樂趣，從而回歸自身存在的價值。這種種來自生活多樣的文化，一方面充實了個人的生活內容，另一方面，也將形成未來公民社會的新文化。 
五、 
社大十年，最耀眼的成就，便是催生公民社會這件事。 
當然，這些努力距離公民社會的實現，還有遙遠的路要走，根本的癥結在握有政治權力的人，仍然沈迷於政治遊戲。我在前文〈倡議社區大學的初衷〉（引言稿之一）用很多篇幅談台灣政治的背景，是因公民社會與政治息息相關。對我來說，政治便是國家權力與資源的分配，公民社會不能只靠少數人的「觀念」與「決心」，便能達成。如果權力與資源沒有下放，只靠少數人的努力，很難打開局面使公共參與變成制度，進而發展出公共力量。 
在〈倡〉文中，我提到目前台灣主要政黨都是右派：民進黨中間偏右，國民黨是右派混合極右。公民社會的思想在政治光譜上則為中間偏左，它的落點在主流之外。社區大學既要催生公民社會，當然是台灣社會的新生事物。就因為是新生事物，所以社大的存在，對台灣社會極其難能可貴。 
但反過來，由於兩大黨的政治光譜偏右，而且進一步往右傾斜的趨勢銳不可當，社大若要繼續堅持「公民社會」的理想，必須凝聚更多的智慧，儲備更強的決心。公民社會必須建立在人民的主體性，這個原則不能鬆懈。最近在千里步道運動，我寫了一篇文章〈在藍綠的對抗中，談人民的主體性〉，試圖說明人民在政治勢力的夾縫中，必須堅持就事論事的原則，帶領政治人物的行為趨向公共利益，而非因怕介入政治，反而被政治勢力牽著鼻子走。 
公民社會的特徵是對公共事務，就事論事。誰，不管是藍是綠，所做的事，如果符合公共利益，人民便公開讚揚，如果違背公共利益，人民便公開批評。 
不能假裝中立，不能投鼠忌器。這個原則沒有確立，人民就會被政治人物或媒體操弄。只有就事論事，這樣人民才能變成真正的頭家，才能帶領引政治人物的行為趨向公共利益。 
老實說，八十所社區大學如果能夠凝聚在一起，相互奧援，經常透過密集討論，就事論事，對公共政策形成共識，向社會公開發聲，社大將成為台灣社會一股清新的、重要的、代表公共利益的正面力量。 
這股正面力量，反過來會回饋社大，幫忙打開社大本身的發展空間，不致讓社大凡事必須忍辱負重，而且這股正面力量本身，便在催生公民社會。 
當然，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卻是處在今日政治勢力的夾縫中，社大要催生公民社會的理想，不能不認真考慮的作為。

倒是「知識解放」這個目標，我遠較樂觀。只要社大能取得法制地位，可以頒授學位，學術課程便能穩定發展。倘若國內認同度不足，不妨趁全球化之便，與國外大學合作。顧忠華教授倡設「台灣社區聯合大學」之議，也許可行，頗值得大家重視。 
一旦學術課程可以穩定開授，學員的年齡、階級、性別的分佈，便會更加多元，一流師資也會慢慢匯聚。一般大學作專業研究，有一定的規格束縛，社大沒有這些限制，反而有條件可以發展跨領域與大格局的研究。 
台灣社會四百年來有多重文化交會，原住民、漢、荷、西、日、美，在台灣都深度介入，再加上近十多年，來自東南亞各國的女性與勞工，共同交織成一個詭異瑰麗，表面均質，底層卻藏著很多有趣矛盾的文化混合體。台灣文化作為一個研究的對象，必然會長出燦爛的花朵。 
1970年代後期，唐文標與我時常談起「台灣學」，期待台灣學術界能進行科際整合，研究台灣社會與文化的問題，建立起「台灣學派」（唐叫它作「台北學派」）。解嚴前一兩年，我與台大幾位令人敬重的同事，包括在座的張則周教授，一起籌設「台大教授協會」（後因有人擔心政治勢力打壓，改名叫「台大教授聯誼會）」，我的動機便出於那股期待。當時唐文標已不幸因鼻咽癌辭世，但十年前的願景仍一直留在我心中。可惜該會後來也因擋不住政治勢力的介入而變質。
目前台灣一般大學雖也鼓勵跨領域的研究，但還是分工太細，以技術取向，而缺乏大格局的視野，更沒有探討根本問題的動力。社區大學如果能穩定下來，變成另類的大學，或許真的會建立起「台灣學」，發展出國際矚目的「台灣學派」。 
臨稿匆匆，讓我把最後要談的論題：「社區大學與集體意識/唯心主義的辯證關係」，留待日後討論。

在行動中學習－社區大學的社區參與模式

十年前，當我從環保組織轉戰第一所社區大學時，朋友問我：「那不是中產階級玩的事嗎？有什麼好投入的？」在十三年前就被問過為何從草根運動轉去「為鳥做事」的生態保育團體的我，對此問題雖一時回答不清楚，倒是沒什麼惶惑。因應社會變遷，不斷變動，本來就是堅守社會改革理念的社會運動組織工作者必需要面對的挑戰。

社區大學對我而言，是個在草根運動、議題經營的同時，應該積極運作的公民學習場域。

當我在環保組織工作時，時常面對可動員的志工與支持者太少，或不知在那裡的困境。因此，環保組織在街頭抗議、環評會議之外，試圖舉辦志工培訓課程，以專業知識或親近自然來吸引志工。但，十多年前，在環保組織轉型之際，我和一些年輕的夥伴就發現：學習是一回事，讓學習的成員參與環保行動或當志工是另一回事。我常為辦培訓課程的朋友打氣說：「30個學員有2個留下來當志工就算成功了。」而這也是社區大學創辦的夥伴們會面對的「學習─公民能力─公民參與」的期望挫折。

我們無法期望上課的人會馬上行動，或馬上在我們期望的面向中看到學員的公民行動，從學習到認知到行動，這段距離原本就不近。那麼，社區大學「打造公民社會」的目標該如何被階段性達成？社區參與是社區大學經營團隊的首要選擇。

認識自己，與社區互動

社區大學不是草根組織，也不是議題性的運動組織，而社區營造也不是緊迫的工作，那麼，社區大學該怎麼發展社區參與工作呢？

各社區大學的經營團隊各有其辦理目標，但若想參與社區的發展工作，自然該先認識所在地有什麼樣的社區組織和社區發展議題，同時，要評估經營團隊與師生具有什麼資源與能力，適合扮演什麼樣的參與角色。

十年前，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在羅秀華老師的陪伴與引導之下，辦理了第一場公民會館願景工作坊。這個工作坊，讓社大的學員和社區民眾一同發想公民會館的願景，並且從中形成可即時進行的行動方案，而這些行動方案則包含了再學習、拜會相關具影響力的人士、尋找夥半等等。就結果與過程而言，這樣的操作模式，造就了一場美好的公民學習與行動經驗。

但我在文山社區大學服務期間，社區大學如何參與社區？以什麼角色？一直沒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我私下以為，社區大學如果不參與社區，或者不為社會改革的理念（也就是打造公民社會的辦學理念）服務，那麼就不是我個人會想要投身的場域，並非摒除這樣的辦學理念後的社區大學有什麼不好，而是有太多更適合辦理成人學習機構的人才可以辦學，而我並無此旨趣，再者，社區大學可以比一般成人非正規學習機構獲得更多社會資源（政府補助款是最大宗），那麼自然應該被賦予更多的責任。

從台北市文山社區大學到台南縣北門社區大學，不同的辦學經驗，加上經歷越來越多的社區大學夥伴的激盪與討論，我發現，社區大學經營團隊是否對地方有足夠的認識與發展願景，對其社區參與工作的發展深度有重要影響。

認識與願景，是可以在學習與行動中發展出來的。當經營團隊不認識地方的特色與生態時，無法從中評估自身的參與條件及資源投入取向時，那麼可以「以群眾為師」，亦即透過在地的講師與學員的需求，可以粗窺社區民眾的需求。

文山社區大學辦學初期的公民會館工願景工作坊的操作經驗之美好，其重點在於透過open space的方式，讓關心此一議題的成員相互激盪出願景想像與行動可能性，社區大學則扮演陪伴與基本學習資源提供者的角色。這樣的角色與初期操作模式在後來其他經驗中被證實是合宜的，符應社區大學做為一個學校的角色，也適合社區經營或社區營造非主體的外來參與者的角色。

定位自己，陪伴社區

由外來參與者發動的社區營造或社區發展工作，如果沒有在行動中，獲得社區居民足夠的認同，並承接後續的社區工作，於社區中所創造的成果往往只是一場美麗的煙火，快速消逝，徒留硬體或回憶。這樣的社造經驗，讓人省思到，行動的過程即是一種學習，讓社區居民在參與過程中意識到自身為社區的主體，社區居民可共同形塑願景，並以行動一點一點地拼出願景藍圖，在這其中，社區居民培養公民能力，發展公民參與經驗的過程，對社區居民個體與群體產生的影響才是長久的；就社區大學而言，這即是「打造公民社會」的公民能力與公民行動基礎。

社區大學雖則擁有一定的社會資源，但畢竟無法回應所有社區議題發展的需求，那麼社區大學如何選擇？

在台南縣社區教育學習體系建置的過程中，台南縣六所社區大學曾經討論過「如何與社區合作？」。根據社區營造專家的建議，有動力及具體合作條件的社區是優先合作的社區，有動力但合作條件較弱的社區亦可合作，但條件再好，只要是沒有發展與合作動力的社區則不具有合作的基礎。因此，不論是公開徵求或私下拜訪，如果社區組織沒有兩名以上的志工願意一同工作，如果社區組織與社區大學合作意願不高，那麼就陪伴者的角色而言，也無陪伴的意義與功效。

也因此，台南縣北門社區大學與台南縣政府合作，就已開辦村里關懷中心的村里組織來宣傳與拜會，交換對社區發展工作的經驗，針對社區發展目前的需求與發展願景，共同規劃合作的學習方案。在這當中，台南縣的社區大學已向社區組織揭示自身做為陪伴者的角色定位，並以較小規模的學習方案，例如健康講座、志工培訓工作坊等，來嘗試合作，相互認識與培養合作默契，或者，提供經費，讓社區組織自行操作共同規劃出來的合作方案。透過這樣的模式，台南縣社區大學經營團隊在辦學初期得以順利開展與社區組織合作的工作，也因此對地方的發展需求與生態有更深入的認識。

積極的參與，議題式運作

在陪伴社區組織發展社區工作之外，社區大學經營團隊亦可能因應跨社區的議題發展需求，而必須扮演平台的角色，積極串連社區組織與運作議題。例如，台南市社區大學多年來所從事的台鹼安順廠的戴奧辛污染事件追蹤，以及北門社大這一年多來因應海岸變遷所推動的護沙工作。

即使是由議題切入，社區大學的社區參與工作仍舊必須與社區組織互動，或者必須培訓議題運作的志工團隊。只是，在議題的推動過程中，社區大學做為主體的角色相對於陪伴社區的角色要強一些，也因此會面對社會運動過程中，社運組織所面對的「誰是主體」的困擾。該如何維持議題的有效開展，以達到議題運作的目標？又該如何讓議題的開展，有更多的社區組織的力量進入，並且將議題運作的經驗與效益留在社區？這其中的份際，社區大學一如社運組織必需謹審而細緻地掌握與處理。

就北門社區大學的護沙工作而言，護沙是在地社區組織的共同目標，也是縣政府所致力推動的，加上北門社區大學經營團隊不少成員都曾參與反濱南工業區的運動，所以擁有地方人脈的認同，已無社區組織利益的衝突問題。但在護沙工作的推展同時，北門社區大學積極參與七股海岸保護協會組織的轉型工作，投入在地青年人力設置「七股旅店」此一地方生態旅遊中心，並將護沙的志工行動與生態旅遊及農漁產品加工行銷結合，企圖在既有的地方旅遊市場之外，開創符合對環境友善的「工作假期」、「公益旅行」，以及「對社會友善」的「在地特色伴手禮」的新市場。

北門社大在陪同七股海岸保護協會爭取勞委會的多元就業經濟型計畫資源時，曾被質疑道：「主要是由北門社大的青年人力運作，為何不乾脆由社大來承辦此一計畫？」該項質疑，讓海保會的幹部決定推薦在地青年擔任協會副總幹事，提早面對組織內部世代交替的問題。這也顯示在偏遠農漁村的青年人力不足，而地方組織的資源亦不足，無法聘用青年回鄉的情況下，具有社區交流平台組織功能的社區大學在推動議題工作時，得同時補挹地方執行人力，而這項負擔，若非資源調配得宜、社區參與理念堅強的社區大學經營團隊是無法負荷的。

十年，就教育事業而言才只是起步，就社區營造的造人事業也才只是洒下種子的階，但這十年來，全台八十餘所社區大學在教室內的學習與社區中的行動，都有了不少摸索與足以交流的經驗，僅以粗略的經驗與各社區大學的夥伴及關心社區大學辦學的朋友相互交流。